文|王方晨

(資料圖)

金鄉縣城南八里，有個叫王莊的小村落，幾乎在我所有涉及鄉村的作品中，都能輕易找到她的影子。

五十七年前，我出生在那里。

現在想起她，依然是小時候見過的模樣。

村北一條斜斜的有著高高沙堤的河溝，如今已湮滅地下，只余一彎坑塘在村東頭。

這彎深深的坑塘出現在我的小說《鄉村案件》中，卻是一個殺人現場。

村東也有一條河，叫萊河，在我的作品中依然使用這個名字。

當然，它被我寫成了一條波濤洶涌的大河。

在我的小說《牛為什么會哭》中，它穿越平原峽谷，通向了大海。

村莊和萊河之間，還有一道干涸的河溝不能忽視。

對于童年的我，那里毒蟲出沒，充滿了恐懼的想象。

出村東南行二三里路，又是一條四季沒水的河道。

它那毫無道理的寬闊，會讓獨自或與兩三個小伙伴走到那里的我感到莫名畏懼和無比渺小，并因此止步不前，以致我至今對南岸的王門樓村一無所知。

村西有鄰村霍堌的果園和我們生產隊的田地。

那美麗的果園，牽動著村里每個孩子的向往。

每到夏天，做夢都想吃上果園出產的“五月白”大桃子，結伴偷桃難免發生。

但我們的田地里卻有一處墳場。

村南村東，也都有墳場。

黑夜降臨，躺在床上，一閉眼總會想到一座座荒草搖曳的墳墓，害怕極了，使睡覺成了一樁苦差使。

為了逃離墳場的糾纏，我就總讓自己想象村北的事情：

一條大道通往“遙遠”的金鄉縣城。

那真是一條通往快樂和光明的大道！

我會想象自己沿著大道往前飛奔，終點既是如人間仙境的縣城，也是總在發出慈愛召喚的姥姥家——

從縣城西關向西，過大沙河不遠就到了魚山鄉的李雙樓村。

可以說，它們是我童年時期最愛去的兩個地方。

有心人會從我的作品中發現，小說的主人公，總是出村向北走，向著塔鎮尋求幸福、公道和新的生活，原因就在這里。

若讓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說人物往東，往南，往西走很遠，對我來說竟然是件非常艱難的事情。

鄉村生活的勞累困苦，尚未使我產生完全脫離農村的念頭，不過是去城里看上一眼，心里就已非常滿足。

去趟城，就像去趟天堂，回來后總會回味多日。

那年，西關建成了一座可能是當年縣城最高的四層樓賓館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專門去看。

蒙蒙白霧里，現出賓館大樓的影子，我確實感到那是天上的情景。

城里的集會，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。

一次，在一個展覽會現場，我被人攝入鏡頭，照片放大后張貼在縣劇院外面的宣傳櫥窗里。

那可能是我至今所見過的自己的最大的一張照片。

我站在一位懷抱獎狀的女勞模一旁，一手托腮，沉思著凝望鏡頭，根本想不到那會跟自己有關。

對于農村孩子，城里的一切既新奇又陌生，也是跟自己無關的。

自己怎么來的，又怎么回去。

但是，有一件事，使它跟我生命中的一種東西有了關聯。

姥姥家出產甘蔗。

冬天，我陪小姨拉了一車甘蔗到縣城西關去賣。

一根甘蔗五分錢。

來了西關街上的少年，想拿二分錢當五分錢蒙混過去，被我一眼識破。

不料這少年惱羞成怒，一聲招呼就引來一大幫街猾子，把我和小姨團團圍住，誣賴我們用甘蔗劃了他的臉。

幸好還有賣甘蔗的老鄉幫我和小姨解了圍，催促我們快走。

我和小姨拉起車子，飛快地逃離了縣城。

一種仇視“城里人”的感情，悄悄在我心中萌芽。

他們蠻不講理，游手好閑，不勞而獲。

探討城鄉關系的作品，曾經是我某個階段的創作內容。

當然，那已經脫離了所謂的“仇視”。

我給城市的定位，不是高樓大廈和燈紅酒綠，而是一種現代的文明的生活。

在本村讀完小學，又去外村上初中。

一位數學老師鼓勵學生，“好好學習，將來爭取拿到糧本。”

“吃皇糧”，是擺在所有農村學生面前的誘惑。

1983年夏天，我心神不寧地在芋頭地里翻秧，母校的侯老師突然送來了天大的喜訊：

我被曲阜師范學校錄取！

我立時就明白了，自己已成為“吃皇糧”的一員。

兩個月后，乘坐發往曲阜的長途客車，我把金鄉縣城遠遠地甩在了身后。

車子跨過古老的大運河，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也許還會有更為廣闊和豐富的包含。

實際上，到了曲師，我才真正開始了自己的學習。

學校有一座歷史久遠的圖書館，擁有大量藏書。

它對我的意義不光是給我提供了閱讀的機會，更重要的是一種高品質的閱讀。

莎士比亞、歌德、雨果、拉伯雷、托馬斯·曼、狄更斯、哈代、拜倫、雪萊、彌爾頓、艾米莉等人的作品，讓我的少年世界有了不尋常的深度。

在曲阜師范學校的三年里，最重要的文學訓練就是寫日記，而我的日記很快就轉化為比較具體的文學形式：

詩歌、散文。

我認為自己在寫作上的飛躍，是在閱讀中遇到了美國小個子福克納。

不是他的整部作品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：《喧嘩與騷動》中的第二章，它藏在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》的第二冊里。

福克納讓我的表達舒展。

同樣在這本作品集中的《局外人》，則讓我意識到文風的節制。

但是即使我涂鴉出了被同學和老師稱賞的詩歌作品，也并不意味著我要成為一名作家。

那時候，我連當“城里人”的念頭都沒有。

我想到的還只是做一個合格的“吃皇糧”的小學老師。

1986年7月，我師范畢業，被分配到金鄉縣實驗小學任教。

據說當時全縣應屆師范畢業生分配計劃中只我一人留城。

接到分配通知后，我恍然想到自己已然成為一名“城里人”。

可是，現實生活遠不能滿足心靈需求。

新華書店里已找不到一本我要讀的書。

這種情況甚至不如幾年前我剛考入曲師時的文化氛圍。

那時我在新華書店買到了此生第一本大師級的文學讀本：法朗士的《企鵝島》。

這本書經我反復細讀，一直伴隨在我身邊，至今仍為我所珍藏。

在我心目中，《企鵝島》才是小說的模樣。

三年后畢業回到金鄉，我在新華書店找不到一本自己想讀的純文學書籍。

一堂語文課上，我隨口向學生講了一篇童話《樹的哲學》，十多年后發表在《兒童文學》。

一棵小樹為了能夠走動一下，甘愿一死。

而我的內心也無時不在渴望能夠“走動一下”。

1987年麥季，我寫下小說處女作《林祭》，描寫一對男女長途私奔到了東北的大興安嶺，發表在《當代小說》雜志1988年第1期。

這篇小說的發表和高昂的稿費，轟動了當時的金鄉縣城。

對我的人生來說，它的意義非同小可。

它使我有機會通過干部進修考試，考中了青島大學作家班。

秋天，我離開小學校，重又踏上遠去的長途客車，又乘火車來到青島。

然而，一個月后，因學費問題，我選擇了退學。

過了元旦，又轉入濟南師專。

當時山東省共辦了三個作家班，濟南師專作家班則是其一。

春天來了，《林祭》榮獲山東省第三屆青年文學獎。

我住進濟南南郊賓館，參加了隆重的頒獎大會。

接受電臺記者采訪時，萬分緊張，搞了半個晚上。

一年后，尚未畢業，我就在省作協領導舉薦下，從金鄉縣調至東營市文化局，從事專業文學創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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