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6月29日，美國最高法院以6:3判決哈佛歧視亞裔案敗訴，從此大學錄取公然考慮種族的做法成為歷史。美國華人社會“喜大普奔”，慶祝這一勝利。有人慶祝亞裔孩子從此不用承受格外的壓力；有人歡慶美國第十四修正案勝利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民族背景不再成為影響一個人命運的因素；有人慶祝這是美國立國精神的勝利。這兩天我特別高興，因為這個官司的勝利，是亞裔作為人的基本尊嚴的勝利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2018年哈佛案在波士頓開庭，我參加了庭審的最后一場辯論。我親眼看見原告陳述的證據，亞裔學生的”性格分“在任何小組（例如同學習成績，同家庭收入，同為校友身份，同為運動員）的平行比較中，都是最差的。黑人性格分最高，西裔其次，白人再次，亞裔最低，無一例外。我真是怒火中燒。這是對所有亞裔背景的人一個耳光。申請哈佛的年輕學生也算是亞裔里面很優秀的一批人了，然而美國的最高學府給這個族裔背景的申請人定性了——沒有領導力，親和力不夠，不受同儕的歡迎等等。那我們這些”普通人“呢，豈不是只能更差。毫不夸張的說，這是對一個群體的基本人格的羞辱。

然而，我發現華人二代普遍沒有憤怒。他們中很多人喊著”支持多元“的口號，完全不提自己受到的羞辱。我支持”種族多元化“，包括在歷史上積貧積弱的黑人聚居區適當照顧現在的居民，但是“亞裔”性格分墊底這事情，正常人的反應不應該是憤怒嗎？這憤怒的缺位是怎么回事？

接下來的幾年，哈佛不斷為自己辯護，各種辦法解釋說亞裔性格分低下是合理的，把這有毒的種族刻板印象向社會不斷輸送和加強。然而，我依然沒有看見華二代大規模譴責哈佛的行為。這時候我有了個念頭：不為自己的尊嚴發聲的人，確實是性格上的矮子。

這種現象是怎么產生的？中國長大的華人移民氣憤的走上街頭，而華二代無動于衷。有人說是華二代的政治更偏左，所有對民主黨政策接受。我對這個理論不買賬，因為為自己受到的不公感到氣憤是正常的心理反應。

如果是這些華二代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不公呢？

如果一個人從小就在一個不公的環境下長大，可能他們已經習慣了不公了。一百多年前，美國的女性不能投票。美國在1870年給了黑人男性投票權 (第15憲法修正案），在1920年給了所有女性投票權（第19憲法修正案），整整晚了50年。可以想象，不少女性覺得爭取投票權是沒有多少意義行為，甚至支持只有男性才有投票的權力。這就跟許多新中國年長女性依然相信“三從四德”一樣。

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在2023年，突然有人說，女性不應該投票，那絕對會引起民憤，第二天全美國的大街都會被抗議的人占滿。但是在1870年，有人說女性不該投票，這氣憤的人又能有多少呢？

現在美國的女性從小就生長在男女平等的社會中，她們根本無法接受基本政治權利被剝奪。一個人們已經習慣擁有了一個東西，再剝奪它引發的憤怒要遠遠高于從來就不給人這個東西帶來的憤怒。這個感情叫做“entitled”-配得，認為自己有資格獲得某項權力。

現在美國社會的華人二代從小就生長在一個自己的族裔需要為“多元化”讓路的環境。試問，有多少人認定自己配得憲法面前人人平等，多少人認定多元化不能以犧牲自己尊嚴為代價。

哈佛的敗訴把現有的種族敘述徹底顛覆了。過去高校是明火執仗的搞歧視，然后把歧視包裝的很高大上，讓人很難反駁。反對一個高大上的東西，自己都覺得理虧。以后亞裔孩子從小生長在一個自己不需要給種族多元讓路的環境中，他們更難接受“你亞裔群體的人太多了，妨礙了校園多元化” 這種理論。更多的亞裔二代會覺得自己配得尊重，配得公平，配得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力。這是一種從小來自環境的賦權（empowerment)，這種賦權會深遠的改變亞裔美國人的心態和族群地位。

當一個群體會為自己遭受的不公感覺到義憤的時候，這個群體才開始有了獨立的人格。他們才會揭竿而起的抗爭，才可能真誠地為其他遭受不公的人抗爭。

最后要感謝所有為哈佛案奔走的人，這幾年大家被潑了很多污水。我們受到的這些不公對待，換來了下一代亞裔對自己基本權利的信心，換來了真正理解自己尊嚴的機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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